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，所校中《战国策》书，中书馀卷，错乱相糅莒。又有国别者八篇，少不足，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，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，除复重，得三十三篇。本字多误脱为半字，以「赵」为「肖」，以「齐」为「立」，如此字者多。中书本号，或曰《国策》，或曰《国事》，或曰《短长》，或曰《事语》，或曰《长书》，或曰《修书》。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，宜为《战国策》。其事继《春秋》以后，讫楚汉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，皆定，以杀青，书可缮写，叙曰：

周室自文武始兴，崇道德，隆礼义，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，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，叙人伦，正夫妇，天下莫不晓然。论孝弟之义，惇笃之行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，卒致之刑错四十馀年，远方慕义，莫不宾服，雅颂歌咏，以思其备。下及康昭之后，虽有衰德，其纲纪尚明，及《春秋》时巳四五百载矣。然其馀业遗烈，流而未灭，五伯之起，尊事周室，五伯之后，时君虽无德，人臣辅其君者，若郑之子产，晋之叔向，齐之晏婴，挟君辅政，以并立于中国，犹以义相支持，歌说以相感，聘觐以相交，斯会以相一，盟誓以相救，天子之命，犹有所行，会享之国，犹有所耻，小国得有所依，百姓得有所息，故孔子曰：「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」？周之流化，岂不大哉。及春秋之后，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，孔子虽论《诗》《书》，定礼乐，王道粲然分明，以匹夫无势，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，皆天下之俊也，时君莫尚之。是以王道遂用不兴，故曰「非威不立，非势不行」。仲尼既没之后，田氏取齐，六卿分晋，道德大废，上下失序。至秦孝公，捐礼让而贵战争，弃仁义而用诈谲，苟以取强而巳矣。夫篡盗之人，列为侯王，诈谲之国，兴立为强，是以传相放效，后生师之，遂相吞灭，并大兼小，暴师经岁，流血满野，父子不相亲，兄弟不相安，夫妇离散，莫保其命，涽然道德绝矣。晚世益甚，万乘之国七，千乘之国五，敌侔争权，盖为战国，贪饕无耻，竞进无厌，国异政教，各自制断。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力功争强，胜者为右，兵革不休，诈伪并起。当此之时，虽有道德，不得施谋，有设之强，负阻而恃固，连与交质，重约结誓，以守其国，故孟子、孙卿儒术之士，弃捐于世，而游说权谋之徒，见贵于俗。是以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、陈轸、代厉之属，生纵横短长之说，左右倾侧。苏秦为纵，张仪为横，横则秦帝，纵则楚王，所在国重，所去国轻。然当此之时，秦国最雄，诸侯方弱，苏秦结之，时六国为一，以傧背秦，秦人恐惧，不敢窥兵于关中，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。然秦国势便形利，权谋之土，事先驰之，苏秦初欲横，秦弗用，故东合纵，及苏秦死后，张仪连横，诸侯听之，西向事秦。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，据崤函之阻，跨陇蜀之饶，听众人之策，乘六世之烈，以蚕食六国，兼诸侯，并有天下，杖于谋诈之弊，终于信笃之诚，无道德之教，仁义之化，以缀天下之心，任刑罚以为治，信小术以为道，遂燔烧《诗》《书》，坑杀儒士，上小尧舜，下邈三王，二世愈甚，惠不下施，情不上达，君臣相疑，骨肉相疏，化道浅薄，纲纪坏败，民不见义，而悬于不宁，抚天下十四岁，天下大溃，诈伪之弊也。其比王德，岂不远哉！孔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」。夫使天下有所耻，故化可致也，苟以诈伪偷活取容，自上为之，何以率下，秦之败也，不亦宜乎。战国之时，君德浅薄，为之谋策者，不得不因势而为资，据时而为□，故其谋扶急持倾，为一切之权。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，救急之势也。皆高才秀士，度时君之所能行，出奇策异智，转危为安，运亡为存，亦可喜，皆可观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《战国策书录（《战国策》剡川姚氏宋刻本）》。

圣人之道，布于方策，非高远而难知，迂阔而难行，汗漫而不可考信。大概以简易为宗，以尽天下之理；以仁义为用，以成天下之务。自微言既绝，章句之学，承流而兴，百家异论，众说殊指。学者各习其师，亡失本统，释数字之文，有至十数万言，而是非无所取正，求之以经世范民之用，为天下治国家之大略，盖阙如也，岂设教贻训之深旨哉！人君之立乎民上，虽至诚深智，究达万事之表，必师式要道，以建皇极。是故《书》称尧舜禹之德，皆以顺考古道而行之为盛，至于傅说之戒高宗，则亦曰：「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」。孟轲区区战国，游骋诸侯，非二帝三王仁义之说未尝辄道。由是而言，则为人君者，安可不知经术哉？舍是则万化之原无所稽法，而治乱之几惰于应变矣。人臣之处乎朝廷，虽远谋至识，欲尽致君之分，必通习经训，求古知今，然后可以剖决大疑而裁量先务。是以两汉诸儒若董仲舒、儿宽、公孙弘、夏侯胜、吕季主、隽不疑、伏湛、侯霸、鲁恭、郑兴、桓荣之徒，皆以经术博彊，果于适用。其辅导世主，究陈政教，建大议，施远业，率有考据，足以垂宪千古，若持权衡，按绳墨，以别万物之轻重曲直，而毫忽莫敢欺也。由是而言，则为人臣者，安可不通经术哉？舍是则止于簿书刀笔之间，而无以谋王体，断国论，欲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向道，难矣！永惟圣人垂教之原则既如彼，君臣之际，体道师经，则又宜如此，而学者不穷六经之用，以推治乱之变，规规于章句之习，务为衍说，而滋破碎之弊，亦足惜焉。臣尝探索大原，得其至要，以为《易》之本始，由数而入象，得象以穷理，皆天地万物自然之蕴，不必旁摭异端，以就其说，故论《易》。政教之迹不同，则风俗代变，圣人著其始终，以贻后王之戒，可以意得，而有不可以文辨，故论《诗》。刑赏失柄，则王道归于笔削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裁之以权制，故论《春秋》。天人精祲之际，莫若修己以奉顺，政执其中，则万端不失于偏陂，故论《洪范》。明天性者长于教，故论孟轲。言而不知其归，则或叛去礼义，故论荀卿。经所以议道，而不可议以数，故论扬雄。不以天下动其心，则能保天下之治，故论唐虞。垂法创制，其效远者其流长，故论三代。得天下而无以守之，则亡必速，故论秦。乘可为之时，则不当茍简而治，故论西汉。先几预虑，则势不夺于小人，故论东汉。利害之体，必通究而善治，故论魏。祸乱之萌，必有以召而后发，故论晋。治人之道，必以诚为任，故论隋。天下之势，陵坏必有渐，故论唐。鉴于近事，则切直而易谕，故论五代。举其条目而著之篇，故有《论略》。言古验今，庶乎有补而已也。

陶闻之，圣人之所谓道者，以简易为宗，以该天下之理；以仁义为用，以成天下之务。非幽远而难明，阔疏而难施，汗漫而不可考信。自微言既息，章句之学，随流而兴，百家异骛，众说殊骋，各习其师，忘失统要。故为《易》者不穷天地之本始、变化之至神，以推迹于人事，而务言上下无二经之异，《系辞》非仲尼之作。为《诗》者不究风俗之代变，王道之初终，以参验于治体，而好议《商》、《鲁》二颂之不同，毛、郑两解之小异。为《春秋》者不考赏刑之大原，权制善否，一归皇极，而争辨日月之为例，五始七等之成文。为《书》者不取君臣上下、都俞告戒之义，号令施设之体要，而竞论《武成》之不可尽信，《秦》、《费》二誓之不当作。有释数字之文至数十万言而是非无所处正，求以援世率民、乂天下国家之大略，盖阙如也。昔者尧舜之盛，崇冠百王，而《书》称其德乃曰：「顺考古道而行」。傅说戒于商宗，则亦曰：「师古以克永世」。孟轲皇皇战国，开说诸侯，然非二帝三王仁义之语，未尝辄道。摭此而论，则君臣之际，舍斯文要道，安所稽法，以全适治之具哉？是以二汉硕儒若董仲舒、儿宽、公孙弘、夏侯胜、隽不疑、伏湛、侯霸、鲁恭、郑兴、桓荣之徒，皆以经术博彊，果于适用，其辅导世主，推明治统，建大议，施远业，率有考据，不悖于三纲五常之分义，若持权衡、按绳墨，以审万物之轻重曲直，而毫忽莫敢欺也。永惟圣人立教贻训之心则既如彼，君臣之际师经式道则又宜如此，而学不执六经之用，以酬世务之变，乃放肆纷纭，乐为衍说，而滋破碎之害，深足惜焉。抑又闻哲人志士之所存，不以离俗为高，求全于世而已。盖仁以为任，远而逾励，大则欲恢隆先务，以跻至治之极；小则欲举偏补弊，以便安于一时故也。然三代之盛时，皆出于圣人经营创业之法，足以维持百世，是故井地以授民，什一以定赋，而天下之食足；九赋以待用，九式以均节，而天下之财丰；制乡遂以为六师，农隙则教战，而天下之兵强；自家党以上至于国都，皆立学以训导，而天下之士得其素养；六卿率属，辅昌王治，中外之务必举，而天下之官无倖位。凡所以用于政教者，皆可循而守之，其贤智才能之人，惟在办事，而不复有加损废置之作。迨夫两汉之兴，皆乘丧乱之极，三代之宏规大范，盖无存者。其君臣之计议，多出于一时之茍简，而百度未俱，不足为后世之袭用。及其弊生变起，则贤人君子裁量揆叙而为之策。是以七国交峙，而外有尾大之衅，反者将起，则晁错献削地之说，以弱诸侯而彊王室。百姓背本而趋末者众，淫侈之俗日长，而财用大蹶，则贾谊陈务农之计，欲驱游手而归之南亩，以广储积。兼并之路不塞，而富室拥资巨万，贫弱愈困，则仲舒贡限田之议，以检过制而补不足。牧人之吏屡见罢易，而生民不能绥静，则朱浮申苛察之戒，欲久其职，俾人服从上教。选举失实，贤不肖混乱，而无以协宣风教，则左雄抗限年之请，以考练名实，要之得人而任。刑烦禁密，世主以峻政为威，而元元陷于惨暴，则陈宠上蠲法之疏，愿除其溢于甫刑者，以应经中礼而济群生。凡为是者，大概缀缉缺漏，枝柱倾邪，随形栽割，期措斯民于康靖之域而已也。抑又闻，圣人之政，皆切致治而不能无弊；学者之言，务好陈文而未必可以适用。以不足适用之言，陈不能无弊之政，则华采浮胜，而事非根切，岂所谓有补于世哉？昔汉文以恭俭治天下，号为隆平，朝廷无大过，边鄙无大忧，天道地化无大变异，生民无大失职。然而献书者以为可痛哭、可流涕、可长太息、背理伤道，难遍以疏举。岂当时之势诚尔邪？盖亦激于忠愤，力为切直可畏之语，冀以感悟人生之意故也。陶尝读六经，探索要归，舍章句之习，而务以简要明切为之本统。又尝历览旧史，窃迹近事，考究古今得失盛衰、治乱安危之变，而仅有得者，乃言而笔之。不溺于侈辞夸说，以求工于文，而庶几焉一有以资治理之用。治平中，知者谓其可塞天子直言之诏，采而闻诸朝。验于今日，则时异事变，而畴昔之论，多无取矣，然犹勉竭区区，欲求合于科举之式度者，盖知其指归也。恭惟阁下德业。文章之懿，充积于中，辉光于外。以二帝三王之道献告吾君，讲修国具，以幸万世，博收天下之材而权乎器任，俾尽其用，安以一介为微而不见录于左右哉？《诗》曰：「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阿」。言君子长育人材，则天下喜乐而咏歌之矣。又曰：「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」。言古之贤者谋及匹夫，而取其善也。夫二《雅》之奥训，皆明哲之所履蹈，以完其事业。陶固不足被长育之赐，亦庶乎先民之询者矣，惟阁下一与之进，幸甚幸甚。

臣闻君以兼览博照为德，臣以献可替否为忠。《书》载稽疑，谋及卿士；《诗》美先人询于刍荛。国有大政，必议之于前训，咨之于故老，是以虑无失策，举无过事。窃见尚书令左雄议，郡举孝廉，皆限年四十以上，诸生试章句，文吏试笺奏。明诏既许，复令臣等得与相参。窃惟王命之重，载在篇典，当令县于日月，固于金石，遗则百王，施之万世。《诗》云：「天难谌斯，不易惟王」。可不慎与！盖选举因才，无拘定制。六奇这策，不出经学；郑、阿之政，非必章奏甘、奇显用，年乖强仕；终、贾扬声，亦在弱冠。汉承周、秦，兼览殷、夏，祖德师经，参杂霸轨，圣主贤臣，世以致理，贡举之制，莫或回革。今以一臣之言，剡戾旧章，便利未明，众心不厌。矫枉变常，政之所重，而不访台司，不谋卿士。若事下之后，议者剥异，异之则朝失其便，同之则王言已行。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，参其同异，然后览择胜否，详采厥衷。敢以瞽言，冒干天禁，惟陛下纳焉（《后汉·胡广传》，「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，广复与敞、虔上书驳之。」）。

□□乌光蟾彩，数定始终；圆盖方舆，运移今古。圣贤愚智，动植蜫微。禀一气，负四相，熟能□□□。名有善恶，寿或短长，殁世而称者，实罕得矣。殁故大师名寿无虚设矣。大师法讳□□□，俗姓公孙，即唐末博兴令之子。幼钟离乱，亲里衰亡，宿植因圆，投身释氏。年十二，□□□惠院主慧轮为师；十六落发，□年受具。听习未周，属师迁化。年二十二，众请□□主。腱绥有序，行解无亏，重士尚贤，高才博学。集《辩宗指要》三轴，腾声价于四方；□□经于二春，出英风于七喻。是得五侯敬掯，俄承紫绶师名。仕庶皈心，共仰清名。□德享寿八十二，僧腊六十三，于开宝元年十一月五日掩化于所住之院。唏！名人去矣，释榱凄凉。慈航覆而八棹停桡，法驾逝而三车逸辔。寻乃集缁素，备威仪，䌽舆连云，幢幡窣日，天仙童子，菩萨异人，隘路盈备，广构送终之礼。悲风与□，寒风共吹。见者吁嗟，哀唱与挽唱，俱伤师徒永别。于是权遗骨，尽追□，将报慎终，以集殊祐。门人怀恩等厝其遗界，立尊胜幢，以旌法乳之恩，用福往生之识。将纪岁华，故实录耳。时大宋开宝四年，岁次辛未，十月癸亥朔，十六日戊寅建立。小师等：怀感、怀珍。讲《药师经》：怀莹、怀沼、怀道。供养主：怀轸。讲《上生经》、《百法论》：怀志、怀悟、怀炜、怀演。讲《无量寿经》、《百法论》：怀永。书：怀鉴、怀隐、怀可。刊石匠孙知朗。

夫舞者，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。故曰乐以舞为主，舞为乐之容。非徒明德，亦将象功。习干戈于春夏，学羽籥于秋冬。则有迅如飞燕，飘若惊鸿。李陵之别苏武，王智之衔蔡邕。瞻彼两阶，舞行八佾，玉戚兮朱干，皮弁兮素积。听籥师之传教，识旄人之举职。皇祈旱暵，帗祠社稷。既垂手而侧弁，亦执籥而秉翟。观彼行缀，察其劳逸。周穆尝骇于束刍，齐武不容于簪笔。若乃西楚拔剑，东夷荷矛，蹲蹲不已，僛僛未休。或见称于鸲鹆，或被青于沐猴。尔其取彼成童，教之小舞，兵事以干，宗庙以羽。手之足之，进旅退旅，致右而宪左，再始兮三步。值其鹭翿，曳兹茧绪。忽鸿翥而龙游，俄萦尘而集羽。扬徵兮骋角，结风兮激楚。若夫问数于众仲，振万于夫人。龙朔之一戎大定，调露之六合还淳。懿夫唐之《上元》，汉之《文始》，俯仰屈伸，发扬蹈厉。惊《旌夏》之忽来，叹《象箾》之为美。嘉陆逊之受赐，鄙顾谭之不止。师经之撞魏文，晏子之惭晋使。闻陶谦之胜人，见长沙之益地。及夫六成功立，四伐威行，鞞闻曹植，拂见杨泓。广延既衒于无迹，飞燕亦矜其体轻。超𧼯鸟集，拉㧺鹄惊。赴节奏以投袂，当指顾而应声。汉有延年之善，魏有冯肃之能。骇操干之刑天，惊拔戟之甘宁。周武王之山立，唐高祖之龙兴。风起而缨緌乍拂，莲开而掘柘初呈。斯繁态之万变，虽辩捷而难名。

孔子曰：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」。以仁义忠信为道耶，则孔子固有仁义忠信矣；以长生久视为道耶，则曰「夕死可矣」，是果求闻何道哉？岂非大觉慈尊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也？不然，则列子何以谓「孔子曰：『丘闻西方有大圣人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』」？列子学孔子者也，而遽述此说，信不诬矣。孔子，圣人也，尚尊其道。而今之学孔子者，未读百十卷之书，先以排佛为急务者，何也？岂独孔子尊其道哉，至于上下神祇，无不宗奉。矧兹凡夫，辄恣毁斥，自昧己灵，可不哀欤！韩愈曰：「夫为史者，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，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」！盖为史者采摭人之实迹，尚有刑祸，况无故轻薄，以毁大圣人哉？且兹人也，无量劫来，沈沦诸趣，乘少善力，而得此身，寿夭特未定也，纵及耳顺、从心之年，亦暂寄人间耳。以善根微劣，不能亲炙究竟其道，须臾老之将至。为虚生浪死之人，自可悲痛；何暇更纵无明业识，造端倡始，诱引后世阐提之党，背觉合尘，同入恶道？罪萃厥身，可不慎哉！且佛何求于世，但以慈悲广大，愿力深重，哀见一切众生，往来六道，受种种苦，无有已时。故从兜率天宫，示现净饭国王之家，为第一太子，道德文武，端严殊特，于圣人中，而所未有。于弱冠之年，弃金轮宝位，出家修道，成等正觉，为天人师。随机演说三乘五教，末后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，付嘱摩诃迦叶，为教外别传，更相传授，接上根辈。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《金刚般若》也，则曰：「叹不修之业薄，伤强执之愚迷，非下士之所知，岂浅识之能究」。大哉圣人之言，深可信服。一从佛法东播之后，大藏教乘，无处不有，故余尝谓欲排其教，则当尽读其书，深求其理，摭其不合吾儒者，与学佛之尤者折疑辨惑，而后排之可也。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，则是斥鴳笑鹍鹏，朝菌轻松柏耳。欧阳修曰「佛者善施无验不实之事」，盖亦未之思耳。尝原人之造妄者，岂其心哉？诚以赒急饥寒，茍免患难而已，佛者舍其至贵极富，为道忘身，非饥寒之急？无患难可免，其施妄也，何所图哉？若以造妄垂裕其徒，凡夫尚知「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」，而佛岂不知耶？古今世人，有稍挟欺绐者，必为众人所弃，况有识之贤者乎？若使佛有纤毫妄心，则安能俾其佛教，绵亘千古，周匝十方，天龙神鬼无不倾心，菩萨罗汉更相弘化？试此论之，有诈妄心者，求信于卑凡下愚，尚不可得，况能摄伏于具神通之圣人哉？经云：「如来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不诳语者，不诳语者」。又云「诸佛如来无妄语者」。信哉斯言，明如皎日！孟子曰：「诵尧之言，行尧之行，是尧而已矣」。余则曰：「诵佛之言，行佛之行，是佛而已矣，何慊乎哉」！佛祖修行，入道蹊径，其捷如此，而人反以为难，深可闵悼。撮其枢要，戒、定、慧而已。若能持戒，决定不落三涂；若能定力，决定功超六欲；若能定慧圆明，则达佛知见，入大乘位矣，何难之有哉？《诗》云：「德輶如毛，民鲜克学之」。其是之谓乎！韩愈与大颠论议，往复数千言，卒为大颠一问曰：「公自揣量学问知识，能如晋之佛图澄乎？能如姚秦之罗什乎？能如萧梁之宝志乎」？愈曰：「吾于斯人，则不如矣」。大颠曰：「公不如彼明矣。而彼之所从事者，子以为非，何也」？愈不能加答，其天下之公言乎！佛岂妨人世务哉？《金刚般若》云：「是故如来说一切法，皆是佛法」。《维摩经偈》云：「经书咒禁术，工巧诸伎艺。尽现行此事，饶益诸群生」。《法华经》云：「资生业等，皆顺正法」。傅大士、庞道元岂无妻子哉？若也身处尘劳，心常清净，则便能转识为智。犹如握土成金，一切烦恼，皆是菩提，一切世法，无非佛法。若能如是，则为在家菩萨、了事凡夫矣，岂不伟哉？欧阳修曰「佛为中国大患」，何言之甚欤，岂不尔思！凡有害于人者，奚不为人所厌而天诛哉？安能深根固蒂于天下也？桀、纣为中国天子，害迹一彰，而天下后世共怨之。况佛远方上古之人也，但载空言，传于此土，人天向化，若偃风之草，茍非大善大慧，大利益，大因缘，以感格人天之心者，畴克尔耶？「一切重罪，皆可忏悔；谤佛法罪，不可忏悔」。诚哉是言也！谤佛法则是自昧其心耳，其心自昧，则犹破瓦不复完，灰烬不重木矣，可忏悔哉？佛言「唯有流通佛法，是报佛恩」。今之浮图，虽千百中无一能髣髴古人者，岂佛法之罪也，其人之罪。虽然如是，礼非玉帛而不表，乐非钟鼓而不传，非藉其徒，以守其法，则佛法殆将泯绝无闻矣，续佛寿命何赖焉？滥其形服者，诛之自有鬼神矣，警之自有果报矣，威之自有刑宪矣，律之自有规矩矣，吾辈何与焉？然则是言也，余至于此，卒存二说。苏子瞻尝谓余曰：「释氏之徒，诸佛教法所系，不可以庶俗待之。或有事至庭下，则吾徒当以付嘱流通为念，与之阔略可也」。又曾逢原作郡时，释氏有讼者，阅实其罪，必罚无赦，或有勉之者，则曰：「佛法委在国王大臣，若不罚一戒百，则恶者滋多。当今之世，欲整齐之，舍我辈其谁乎」？余考二公之言，则逢原所得多矣。其有不善者，诚可恶也，岂不念皇恩度牒，不与征役者，人主之惠哉？岂不念古语有云「一子出家，九族生天」哉？岂不念辞亲弃俗当为何事哉？岂不念光阴易往而道业难成哉？岂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难报哉？岂不念行业不修而滥膺恭敬哉？岂不念道非我修而谁修哉？岂不念正法将坠而魔法增炽哉？盖昔无著遇文殊时，已有凡圣同居、龙蛇混杂之说，况今去圣逾远，求其纯一也，不亦难乎？然念大法所寄，譬犹披沙拣金，裒石攻玉，纵于十斛之沙得粒金，一山之石得寸玉，尚可以为世珍宝也。非特学佛之徒为然。孔子之时，已分君子儒、小人儒矣，况兹后世服儒服者，岂皆孔、孟、颜、闵者哉？虽曰学者求为君子，安能保其皆为君子耶？历观自古巨盗奸臣，强叛猾逆，率多高才博学之士，岂先王圣教之罪欤？岂经史之不善欤？由此喻之，末法像教之僧，败群不律者，势所未免也。韩愈曰：「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，自后汉时流入中国，上古未曾有也。自黄帝已下、文武已上，举皆不下百岁，后世事佛渐谨，年代尤促」。陋哉，愈之自欺也！愈岂不闻孟子曰：「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」。舜与文王，皆圣人也，为法于天下后世，安可夷其人、废其法乎？况佛以净饭国王，为南赡部洲之中，而非夷也。若以上古未尝有而不可行，则蚩尤、瞽瞍生于上古，周公、仲尼生于后世，岂可舍衰周之圣贤，而取上古之凶顽哉？而又上古野处穴居，茹毛饮血，而上楝下宇、钻燧改火之法起于后世者，皆不足用也。若谓上古寿考，而后世事佛渐谨，而年代尤促者，窃铃掩耳之论也。愈岂不知外丙二年、仲壬四年之事乎？岂不知孔鲤、颜渊、冉伯牛之夭乎？又《书·无逸》曰：「自时厥后，亦罔或克寿，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」。彼时此方未闻佛法之名。自汉明佛法至此之后，二祖大师百单七岁，安国师百二十八岁，赵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，岂佛法之咎也？又曰「如彼言可凭，则臣家族合至灰灭」，此亦自蔽之甚也。佛者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自他无间，冤亲等观。如提婆达多，种种侵害于佛，而终怜之，受记作佛。而后世若求喜怒祸福以为灵，则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，安得谓之大慈悲之父乎？世间度量之人，尚能遇物有容，犯而不校，况心包太虚、量廓沙界之圣人哉？信与不信，何加损焉！佛者如大医王，善施法药，有疾者信而服之，其疾必瘳；其不信者，盖自弃耳，岂医王之咎哉！夏虫不可语冰霜，井蛙不可语东海，吾于韩愈见之矣。若谓事佛促寿，则毁佛者合当永寿，后世之人，排佛者故多矣。士庶不足道也，如唐武宗会昌五年八月下旬废教，至六年三月初，才及半年而崩者，此又何也？如唐李白、杜甫、卢仝、李翱之辈，韩愈亦自知其不及矣，然诸子亦未尝排佛，亦不失高名也。众人之情，莫不好同而恶异，是此而非彼。且世之所悦者，纷华适意之事，释之所习者，简静息心之法，此其所以相违于世也。诸有智者，当察其理之所胜，道之所在，又安可不原彼此之是非乎？林下之人，食息禅燕，所守规模，皆佛祖法式，古今依而行之，举皆證圣成道，每见讥于世者，不合俗流故也。佛之为法，甚公而至广，又岂止缁衣祝发者得私为哉？故唐相裴公美序《华严法界观》云：「世尊初成正觉，叹曰：『奇哉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著，而不證得』。于是称法界性，说《华严经》，佛之随机接引，故多开遮权变，不可执一求也」。欧阳永叔曰：「无佛之世，诗书雅颂之声，其民蒙福如此」。永叔好同恶异之心，是则是矣，然不能通方远虑，何其隘哉！若必以结绳之政施之于今，可乎？殊不知天下之理，物希则贵。若使世人举皆为儒，则孰不期荣？孰不谋禄？期谋者众，则争竞起；争竞起，则妒忌生；妒忌生，则褒贬胜；褒贬胜，则雠怨作；雠怨作，则挤陷多；挤陷多，则不肖之心无所不至矣。不肖之心无所不至，则为儒亦不足为贵矣。非特儒者为不足贵也，士风如此，则求天下之治也亦难矣。佛以其法，付嘱国王大臣，不敢自专也，欲使其后世之徒，无威势以自尊，隆道德以为尊，无爵禄以自活，依教法以求活。乞食于众者，使其折伏憍慢，下心于一切众生。又《维摩经》：「佛令迦叶前往问疾，迦叶忆念昔于贫里，而行乞食时，维摩诘来谓我言：『唯大迦叶，有慈悲心，而不能普舍豪富，从贫乞也』」。肇法师注云：「迦叶以贫人，昔不植福，故生贫里。若今不积善，后复弥甚。慜其长苦故，多就乞食」。又曰：「见来求者，为善师想」。什法师注云：「本无施意，因彼来求，发我施心，则为我师，故为善师想也」。不畜妻子者，使其事简累轻，道业易成也；易其形服者，使其远离尘垢，而时以自警也。惜乎窃食其门者，志愿衰劣，不能企及古人，良可叹也。且导民善世，莫盛乎教；穷理尽性，莫极乎道。彼依教行道，求至乎涅槃者，以此报恩德，以此资君亲，不亦至乎？故后世圣君，为之建寺宇，置田园，不忘付嘱，使其安心行道，随方设化，名出四民之外，身处六和之中。其戒净，则福荫人天；其心真，则道同佛祖。原其所自之恩，皆吾君之赐也。茍能以禅律精修，于天地无愧，表率一切众生，小则迁善远罪，大则悟心證圣，上助无为之化，密资难报之恩，则不谬为如来弟子矣。茍违佛祖之戒，滥膺素餐，罪岂无归乎！上世虽有三武之君，以徇邪恶下臣之请，锐意剪除，既废之后，随而愈兴。犹霜风之肃物也，亦暂时矣。如冬后有春之譬，欲尽歼草木者，能使冬后无春则可矣；茍知冬后有春，则何苦自当其恶，而彰彼为善也，于己何益哉？余尝观察其徒，中间有辞荣舍富者，俊爽聪明者，彼亦不知富贵可乐，春色可喜，肥鲜之甘，车服之美，而甘心于幽深阒寂之处，藜羹韦布，仅免饥寒，纵未能大达其道，是必渐有所自得者欤。议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，亦人知其一，而莫知其他也。岂不详观通都大邑，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。以至山林江海之上，草窃奸宄；市廛邸店之下，娼优厮役；僻源邪径之间，欺公负贩；神祠庙宇之中，师童巫祀者皆然也，何独至于守护心城者而厌之哉？今户籍之民，自犁锄者，其亦几何？释氏有刀耕火种者，栽植林木者，灌溉蔬果者，服田力穑者矣。岂独今也，如古之地藏禅师，每自耕田，尝有语云：「诸方说禅浩浩地，争如我这里种田博饭吃」。百丈惟政禅师命大众开田，曰：「大众为老僧开田，老僧为大众说大法义」。大智禅师曰：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。沩山问仰山曰：「子今夏作得个什么事」？仰山曰：「锄得一片地，种得一畬粟」。沩山曰：「子可谓不虚过时光」。断际禅师每集大众栽松钁茶，洞山聪禅师常手植金刚岭松，故今丛林普请之风尚存焉。释氏虽众，而各止一身，一粥一饭，补破遮寒，而其所费亦寡矣。且其既受国恩，绍隆三宝，而欲复使之为农，可乎？况其田园随例常赋之外，复有院额科敷、官客往来，种种供给，岁之所出，犹愈于编民之多也。其于公私，何损之有！余尝疾今官有劝农之虚名，而挟抑农之实患。且世之利用，茍有益者，不劝而人自趋矣。今背公营私者，侵渔不已，或夺其时，作不急之务，是抑之也，何劝之有？今游惰者十常七八，耕者十止二三。耕者虽少，若使常稔，则菽粟亦如水火矣。近岁或旱或潦，无岁无之，四方之稼，秀而不实者，岁常二三，甚者过半，亦岂为耕者少而粮不足哉？老子曰：「我无为而民自富」。茍无以致和气而召丰年，虽多耕而奚以为？岁之丰凶，系乎世数，意其天理亦自有准量与。岁常丰，谷愈贱，耕者愈少，此灼然之理。僧者，佛祖所自出也，有苦行者，有密行者，各人有三昧，随分守常德，孜孜于戒律，念念在定慧。能舍人之所难舍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，外富贵若浮云，视色声如谷响，求道则期大悟而后已，惠物则念众生而不忘。今厌僧者，其厌佛祖乎。佛以持戒当行孝，不杀不盗，不淫不妄，不茹荤酒，以此自利利他，则仁及含灵耳，又岂现世父母哉？盖念一切众生，无量劫来皆曾为己父母宗亲，故等之以慈，而举期解脱，以此为孝，不亦优乎？且聪明不能敌业，富贵岂免轮回？铜山奚补于馁亡，金穴靡闻于长守。余忝高甲之第，仕至圣朝宰相，其于世俗名利何慊乎哉！拳拳系念于此者，为其有自得于无穷之乐也。重念人生幻化，不啻浮泡之起灭。于兹五蕴完全之时，而不闻道，可不惜哉！若世间更有妙道，可以印吾自肯之心，过真如、涅槃者，吾岂不能舍此而趋彼耶？恶贫欲富，畏死欣生，饮食男女，田园货殖之事，人皆知之，君子不贵也，所贵也者，无上妙道也。或谓余曰：僧者毁形遁世之人，而子助之何多哉」？余曰：余所存诚者，佛祖遗风矣，岂恤乎他哉？子岂不闻孟子言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艾。孰谓巾发而娶者，必为孝子贤人？今世俗之间，博弈饮酒，好勇斗狠，以危父母者，比比皆是也，又安相形而不论心哉？前辈有作《无佛论》者，何自蔽之甚也！今夫日月星辰，雷霆风雨，昭昭然在人耳目，岂无主张者乎？名山大川，神祇庙貌，可谓无乎？世间邪精魍魉，小小鬼神，犹尚恪然信其是有，何独至于佛而疑之？旷大劫来，修难行苦行，成等正觉，为圣中至圣，人天法王。明极法身，充满沙界，而谓之无，可乎哉？《大集经》云：「商主天子问：『佛在世之日，有所供养，世尊是受者，而施者获福。世尊灭后，供养形像，谁为受者』？佛言：『诸佛，如来法身也，若在世，若灭后，所有供养，其福无异』」。《华严》亦云：「佛以法为身，清净如虚空」。虽然诸佛而名其道，盖善权方便、接引之门耳，若必谓之无，则落空见外道，断见外道，自昧自弃，可悲也矣。如云门大师云：「我当时若见，一捧打杀与狗子吃者」。此大乘先觉之人解粘去缚、遣疑破执而已，岂初学者可躐等哉！此可与智者道，不可与愚者语。其教之兴也，恢弘之则有具神通之圣人，信向之则有大根器之贤哲，以至天地鬼神之灵，无不景慕，岂徒然哉？大抵所尚必从其类，拟之必从其伦，般若正知，菩提真见，岂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！故同安察云：「三贤尚未明斯旨，十圣那能达此宗」？缘觉辟支、四果声闻尚不与其列，况其下者乎？在圣则为大乘菩萨，在天则为帝释梵王，在人则为帝王公侯。上根大器、功成名遂者，在僧俗中亦必宿有灵骨，负逸群超世之量者，方能透彻。故古德云：「闻而不信，尚结佛种之因；学而未成，犹益人天之福」。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学，慧者疑而不能至。间有世智辩聪者，必为功名所诱，思日竞辰，焚膏继晷，皇皇汲汲然，涉猎六经子史，急目前之应对尚且不给，何暇分阴及此哉？或有成名仕路者，功名汩其虑，富贵荡其心，反以此道为不急，罔然置而不问不觉。光阴有限，老死忽至。临危凑亟，虽悔奚追！世有大道远理之如此也，而不窥其涯涘者，愧于古圣贤多矣，既不闻道，则必流浪生死，散入诸趣，而昧者甘心焉，是谁之过与？嵩岳圭禅师云：「佛有三能、三不能。佛能空一切相，成万法智，而不能即灭定业；佛能知群有性，穷亿劫事，而不能化导无缘；佛能度一切有情，而不能尽众生界。是谓三能三不能也」。今有心愤愤，口悱悱，闻佛似寇雠，见僧如蛇虺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且佛尚不能化导无缘，吾如彼何哉？议者皆谓梁武奉佛而亡国，盖不探佛理者，未足与议也。国祚之短长，世数之治乱，吾不知其然矣。尧舜大圣，而国止一身，其禅位者，以其子之不肖而后禅也。其子之不肖，岂天罪之与？自开辟至汉明帝以前，佛法未至于此，而国有遇难者何也？唐张燕公所记梁朝四公者，能知天地鬼神变化之事，了如指掌，而昭明太子亦圣人之徒也。且圣者以治国治天下为绪馀耳，岂无先觉之明，而慎择可行之事，以告武帝哉？盖定业不可逃矣。呜呼！定业之不可作也，犹水火之不可入也，其报之来，若四时之无爽也。如西土师子尊者，此土二祖大师，皆不免也。又岂直师子、二祖哉？释迦如来，尚且不免金锵马麦之报，况初学凡夫哉？盖修也者，改往修来矣。且宿业既还已，则将来之善，岂舍我哉？今夫为女形者，实劣于男矣，遽欲奉佛而可亟变为男子乎？必将尽此报身，而愿力有待于来世乎？梁武寿高九十，不为不多，以疾而卒，不至大恶。但舍身之谬，以其先见祸兆，筮得《乾》卦「上九」之变，取其贵而无位、高而无民，以此自卑，欲图弭灾召福者。梁武自谬尔，于佛何有哉？梁武小乘根器，专信有为之果，兹其所以不遇达磨之大法也。过信泥迹、执中无权者，亦其定业使之然乎？但圣人创法，本为天下后世，岂为一人设也。孔子曰「仁者寿」，而力称回之为仁，而回且夭矣，岂孔子之言无验与？盖非为一人而言也。梁武之奉佛，其类回之为仁乎？侯景兵至，而集沙门念《摩诃般若波罗蜜》者，过信泥迹，而不能权宜适变也。亦犹后汉向诩，张角作乱，诩上便宜，颇多讥刺左右，不欲国家兴兵，但遣将于河上，北向读《孝经》，贼则当自消灭。又如《后汉·盖勋传》：中平元年，北地、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，扶风宋枭为守，患多寇叛，谓勋曰：「凉州寡于学术，故屡多反暴，今欲多写《孝经》，令家家习之，庶或使人知义」。此亦用之者不善也，岂《孝经》之罪与！抑又安知武帝前定之业祸不止此，由作善以损之，故能使若是之寿也？帝尝以社稷存亡久近问于志公，公自指其咽示之，盖谶侯景也。公临灭时武帝又复询诘前事，志公曰：「贫僧塔坏，陛下社稷随坏」。公灭后，奉敕造塔已毕，武帝忽思曰：「木塔其能久乎」？遂命撤去，改创以石塔，贵图不朽，以应其记。拆塔才毕，侯景兵已入矣。至人岂不前知耶？如安世高、帛法祖之徒，故来毕前世之对，不远千里，自投死地者，以其定业不可逃也。如晋郭璞，亦自知其不免，况识破虚幻、视死如归者乎？岂有明知宿有所负，而欲使之避拒茍免哉！欧阳永叔《跋万回神迹记碑》曰：「世传道士骂老子云：佛以神怪祸福，恐动世人，俾皆信向，故僧尼得享丰饶。而吾老子高谈清净，遂使我曹寂寞」。此虽鄙语，有足采也。永叔之是其说也，亦小有才，而未达通方之大道者与，不揣其本之如此也。神怪祸福之事，何世无之，但儒者之言，文而略耳。又况真学佛者，岂以温饱为志哉，本以求无上菩提，出世间之大法耳。且道士是亦弃俗人也，若以出家求道，则不以寂寞为怨；若以图脯啜为心，则不求出离，不念因果，世间万途，何所不可哉？或为胥徒，或习医卜，百工技艺，屠沽负贩，皆可为也，弃此取彼孰禦焉。唐太宗方四岁时，已有神人见之曰：「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必能济世安民」。及其未冠也，果然建大功业，亦可谓大有为之君矣。欧阳修但一书生耳，其修《唐书》也，以私意臆说，妄行褒贬，比太宗为中才庸主，而后世从而和之，无敢议其非者。呜呼！学者随世高下，而欧阳修独得专美于前，诚可叹也。作史者固当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」。而修之编史也，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，其与禅衲游、有机缘事迹者，举皆削之。及其致仕也，以「六一居士」而自称，何也？以「居士」自称，则知有佛矣；知有而排之，则是好名而欺心耳，岂为端人正士乎？今之恣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，如唐柳子厚移书韩退之不须力排二教，而退之集无答子厚书者，岂非韩公知其言之当而默从之，故不复与之辩论也？近世王逢原作补书。鄙哉逢原，但一孤寒庸生耳，何区区阐提之甚也？退之岂不能作一书，而待后人补也？其不知量也如此！盖汉唐以来，帝王公侯奉佛者，不可胜计也，岂害其为贤圣哉。余尝谓欧阳修曰：「道先王之言，而作嚚讼匹夫之见。今匿人之善，偏求其短，以攻刺之者，嚚讼匹夫也。公论天下后世之事者，可如是乎」？甚哉，欧阳修之自蔽也！而欲蔽于人，又欲蔽天下后世，幸其私臆之流言，终必止于智者。虽见笑于通方博古之士，而未免诱惑于躁进狂生耳。如斯人也，使之侍君，则佞其君绝佛种性，断佛慧命；与之为友，则导其友戕贼真性，奔竞虚名。终身不过为一聪明凡夫矣，其如后世恶道何？修乎修乎，将谓世间更不别有至道妙理，止乎如此缘饰些小文章而已，岂非庄生所谓河伯自多于水，而不知复有海乎？若也使其得志，则使后世之人永不得闻旷劫难逢之教，超然出世之法，岂不哀哉！岐人天之正路，瞎人天之正眼，昧因果之真教，浇定慧之淳风，无甚于修也。余尝观欧阳修之书尺，谍谍以忧煎老病自悲，虽居富贵之地，戚戚然若无容者。观其所由，皆真情也，其不通理性之明验与。由是念之，大哉真如圆顿之道，岂僻隘浅丈夫之境界哉！六道轮回，三途果报，由自心造，实无别缘。谓彼三途六道自然而然者，何自蔽之甚也。一失人身，悔将何及。三界万法，非有无因而妄招果；茍不顾因果，则是自欺其心；自欺其心，则无所不至矣。近世伊川程颢谓「佛家所谓出世者，除是不在世界上行，为出世也」。士大夫不知渊源而论佛者，类如此也。殊不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世间法也；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，出世间法也。学佛先觉之人，能成就通达出世间法者，谓之出世也。稍类吾儒之及第者，谓之登龙折桂也，岂其真乘龙而握桂哉？佛祖应世，本为群生，亦犹吾教圣人吉凶与民同患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，必有名世者，岂以不在世界上行为是乎？超然自利而忘世者，岂大乘圣人之意哉？然虽如是，伤今不及见古也，可为太息。古之出世如青铜钱，万选万中，截琼枝寸寸是玉，析栴檀片片皆香。今则鱼目混珠，薰莸共囿，羊质虎皮者多矣，遂致玉石俱焚。古人三二十年，无顷刻间杂用身心，念念相应，如鸡伏卵。寻师访友，心心相契，印印相證。琢磨淘汰，净尽无疑。晦迹韬光，陆沈于众。道香果熟，诸圣推出，为人天师，一言半句，耀古腾今，万里同风，千车合辙。今则习口耳之学，裨贩如来，披师子皮，作野干行，说时似悟，对境还迷。所守如尘俗之匹夫，略无愧耻，公行贿赂，密用请托，劫掠常住，交结权势，佛法凋丧，大率缘此，得不为尔寒心乎？余尝爱本朝王文康公著《大同论》，谓儒、道、释之教，沿浅至深，犹齐一变至于鲁，鲁一变至于道，诚确论也。余辄是而详之。余谓：群生失真迷性，弃本逐末者，病也；三教之语以驱其惑者，药也。儒者治外，而佛者治内；儒者该博，而佛者简易。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，治皮肤之疾也；道书使之日损、损之又损者，治血脉之疾也；释氏直指本根、不存枝叶者，治骨髓之疾也。其无信根者，膏肓之疾，不可救者也。儒者言性，而佛见性；儒者劳心，而佛者安心；儒者贪著，而佛者解脱；儒者喧哗，而佛者纯静；儒者尚势，而佛者忘怀；儒者争权，而佛者随缘；儒者有为，而佛者无为；儒者分别，而佛者平等；儒者好恶，而佛者圆融；儒者望重，而佛者念轻；儒者求名，而佛者求道；儒者散乱，而佛者观照；儒者治外，而佛者治内；儒者该博，而佛者简易；儒者进求，而佛者休歇。不言儒者之无功也，亦静躁之不同矣。老子曰：「常无欲，以观其妙」。犹是佛家金锁之难也，同安察云「无心犹隔一重关」，况著意以观妙乎？老子曰：「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」。佛则虽见可欲，心亦不乱，故曰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八法之风，不动如来，犹四风之吹须弥也。老子曰「弱其志」，佛则立大愿力。老以玄牝为天地之根；佛则曰「若人欲识佛境界，当净其意如虚空，外无一法而建立」。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？老以抱一专气、知止不殆、不为而成、绝圣弃智，此则正是《圆觉》作、止、任、灭之四病也。老曰「去彼取此」，释则圆同太虚，无缺无馀，良由取舍，所以不如。老曰「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」；文殊师利则以身为如来种，肇法师解云：「凡夫沈沦诸趣，为烦恼所蔽，进无寂灭之欢，退有生死之畏，故能发迹尘劳，标心无上，植根生死，而敷正觉之华。盖幸得此身，而当勇猛精进，以成办道果。如高原陆地，不生莲华，卑湿淤泥，乃生此花。是故烦恼泥中，乃有众生起佛法耳」。老曰「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」；释则曰「离色求观非正见，离声求听是邪闻」。老曰「豫兮若冬涉川，犹兮若畏四邻」；释则曰「随流认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」。老曰「智慧出，有大伪」；佛则无碍清净慧，皆从禅定生，以大智慧到彼岸。老曰「我独若昏，我独闷闷」；《楞严》则以明极为如来，三祖则曰「洞然明白」，大智则曰「灵光洞耀，迥脱根尘」。老曰「道为物也，唯恍唯惚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」；释则务见谛明了，自肯自重。老曰「道法自然」；楞伽则曰「前圣所知，转相传授」。老曰「物壮则老，是谓非道」；佛则一念普观无量劫，无去无来亦无住。以谓道无古今，岂有壮老？人之幼身亦老也，岂谓少者是道，老者非道乎？老则坚欲去兵，佛则以一切法皆是佛法。老曰「道之出言，淡乎其无味」；佛则云「信吾言者，犹如食蜜，中边皆甜」。老曰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」；若据宗门，中则勤而行之，正是下士，为他以上士之士，两易其语。老曰「塞其穴，闭其门」；释则属造作以为者败，执者失，又成落空。老欲去智愚民，复结绳而用之；佛则以智波罗蜜，变众生业识为方便智，换名不换体也。不谓老子无道也，亦浅奥之不同耳。虽然，三教之书，各以其道善世砺俗，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。若依孔子行事，为名教君子；依老子行事，为清虚善人，不失人天可也。若曰尽灭诸累，纯其清净本然之道，则吾不敢闻命矣。余尝喻之：读儒书者，则若趋炎附灶而速富贵；读佛书者，则若食苦咽涩而致神仙，其初如此，其效如彼。富贵者未死已前，温饱而已，较之神仙，孰为优劣哉？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，舜犬之谓也。舜家有犬，尧过其门而吠之。是犬也，非谓舜之善而尧之不善也，以其所常见者舜，而未常见者尧也。《吴书》云：吴主孙权问尚书令阚泽曰：「孔丘、老子得与佛比对否」？阚泽曰：「若将孔、老二家比校佛法，远之远矣。所以然者，孔、老设教，法天制用，不敢违天；诸佛说教，诸天奉行，不敢违佛。以此言之，实非比对明矣」。吴主大悦。或曰：佛经不当誇示诵习之人必获功德。盖不知诸佛如来，以自得自證诚实之语，推己之验，以及人也，岂虚言哉？诸经皆云以无量珍宝布施，不及持经句偈之功者，盖以珍宝住相布施，止是生人天中福报而已；若能持念，如说修行，或于诸佛之道一言见谛，则心通神会，见谢疑亡，了物我于一如，彻古今于当念，则道成正道，觉齐佛觉矣，孰盛于此哉？儒岂不曰「为其事而无其功者，髡未尝睹也」。或曰「始乎为士，终乎为圣人」。《语》不云乎「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」；《易》曰「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」；《书》曰「作善降祥」。此亦必然之理也。岂吾圣人妄以禄与庆祥誇示于人乎？或曰：诵经以献鬼神者，彼将安用？余曰：子固未闻财施犹轻，法施最重。古人盖有远行，临别不求珍宝，而乞一言以为惠者。如晏子一言之讽，而齐侯省刑；景公一言之善，而荧惑退舍。吾圣人之门弟子，或问孝，或问仁，或问政，或问友，或问事君，或问为邦，有得一言长善救失，而终身为君子者矣。此止终身治世之语耳，比之如来大慈法施，诚谛之语，感通八部龙天，震动十方世界，或向一言之下心地开明，一念之间性天朗彻，高超三界，颖脱六尘，清凉身心，剪拂业累，契真达本，入圣超凡，得意生身，自然无碍，随缘作主，遇缘即宗，先得菩提，次行济度，世间之法，复有过此者乎？一切鬼神，各欲解脱其趣，其于如来称性实谈，欣戴护持也宜矣。又况佛为无上法王，金口所说，圣教灵文，一诵之则为法轮转地。夜叉唱空，报四天王，天王闻已，如是展转，乃至梵天，通幽通明，龙神悦怿。犹若纶言诞布，诏令横流，寰宇之间，孰不钦奉？又况佛为四生慈父，如父命其子，奚忍不从？诵经之功，其旨如此。教中云：若能七日七夜心不散乱者，随其所作，定有感应。若形留神往，外寂中摇，则寻行数墨而已，何异春禽昼啼，秋虫夜鸣，虽百万遍，果何益哉！余谓耿恭拜井而出泉，鲁阳挥戈而驻日，诚之所感，只在须臾，七日之期，尚为差远。十千之鱼，得闻佛号，而为十千天子；五百之蝠，因乐法音，而为五百圣贤。蟒因修忏而生天，龙闻说法而悟道。古人岂欺我哉！三藏教乘者，权教也，实际理地者，唯此一事实也。唯佛世尊是究竟法，而一切法者，为众生设也。今不藉权教，启迪初机，而遽欲臻实际理地者，不亦见弹而思鸮炙乎？此善惠大士所谓「渡河须用筏，到岸不须船」也，其不然乎！佛法化度世间，皎如青天白日，而迷者不信，是犹盲人不见日月也，岂日月之咎哉！但随机演说，方便多门未易究耳。学者如人习射，久久方中。枣柏大士云：「存修却败，放逸全乖，急亦不成，缓亦不得，但知不休，必不虚弃」。又白乐天问宽禅师：「无修无證，何异凡夫」？师曰：「凡夫无明，二乘执著，离此二病，是曰真修。真修者不得勤，不得忘，勤则近执著，忘则落无明，此为心要耳」。此真初学入道之法门也。或谓佛教有施食真言，能变少为多，如七粒变十方之语，岂有是理？余曰：「不然。子岂不闻勾践一器之醪，而众军皆醉；栾巴一噀之酒，而蜀川为雨？心灵所至，而无感不通，况托诸佛广大愿力，廓其善心，变少为多，何疑之有？妙哉，佛之知见广大深远，具六神通。唯其具宿命通，则一念超入于多劫；唯其具天眼通，则一瞬遍周于沙界。且如阿那律小果声闻尔，唯具天眼一通，尚能观大千世界，如观掌中，况佛具真天眼乎？舍利弗亦小果声闻尔，于弟子中但称智慧第一，尚能观人根器，至八千大劫，况佛具正遍知乎？唯其知见广大深远，则说法亦广大深远矣，又岂凡夫思虑之所能及哉！试以小喻大。均是人也，有大聪明者，有极愚鲁者。大聪明者，于上古兴亡治乱之迹，六经子史之论，事皆能知。至于海外之国，虽不及到，及可观书以知之。极愚鲁者，诚不知也，又安可以彼知者为诞也？一自佛法入此之后，间有圣人出现，流通辅翼。试摭众人耳目之所闻见者论之。如观音菩萨示现于唐文宗朝，泗洲大圣出现于唐高宗朝。婺州义乌县傅大士，齐建武四年乙丑五月八日生时，有天竺僧嵩头陀来谓曰：「我昔与汝毗婆尸佛所同发誓愿，今兜率天宫衣钵见在，何日当还」。命大士临水观形，见有圆光宝盖。大士曰：「度生为急，何思彼乐乎」？行道之时，常见释迦、金粟、定光三如来，放光袭其体。虢州阌乡张万回法云公者，生于唐贞观六年五月五日。有兄万年，久征辽左。相去万里，母程氏思其信音。公早晨告母而往，至暮持书而还。丰干禅师，居常骑虎出入，寒山、拾得为之执侍。明州奉化布袋和尚，坐亡于岳林寺，而复现于他州。宋太始初志公禅师，乃金城宋氏之子。数日不食无饥容，语多灵应。晋石勒时佛图澄，掌中照映千里。镇州善化临终之时，摇铃腾空而去。五台邓隐峰，遇官兵与吴元济交战，飞锡乘空而过，两军遂解。嵩岳帝受戒法于元圭禅师仰山小释迦，有罗汉来参，并受二王戒法，破灶堕之类，皆能證果鬼神。达磨大师一百五十馀岁，灭于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，葬于熊耳山。后三岁，魏宋云奉使西域回，遇于葱岭，携一革履，归西而去。后孝庄闻奏，启坟观之，果只一履存焉。文珠师利佛灭度后，四百年犹在人间。天台南岳，罗汉所居，应供人天，屡显圣迹。汀州南安岩主，灵异颇多。潭州华林善觉禅师、武宁新兴严阳尊者，俱以虎为侍从。道宣律师持律精严，感毗沙门天王之子为护戒神，借得天上佛牙，今在人间。徽宗皇帝初登极时，因取观之，舍利隔水晶匣，落如雨点。故《太平盛典》有御制颂云：「大士释迦文，虚空等一尘。有求皆感应，无刹不分身。玉莹千轮皎，金刚百炼新。我今恭敬礼，普愿济群伦」。皇帝知余好佛，而尝为余亲言其事。如前所摭诸菩萨圣人，皆学佛者也。余所谓若使佛有纤毫妄心，则安能摄伏于具神通圣人也？释有如弥天道安、东林慧远、生肇、融睿，陈慧荣、隋法显，梁法云、智文之徒，皆日记数万言，讲则天华坠席，顽石点头，亦岂常人哉。如李长者、龙居士，非圣人之徒欤？孙思邈写《华严经》，又请僧诵《法华经》。吕洞宾参禅设供。彼神仙也，岂肯妄为无益之事乎？况兹凡夫，敢恣毁斥？但佛之言，表事表理，有实有权，或半或满，设渐设顿，各有攸当，茍非具大信根，未能无惑。亦犹吾儒所谓「子不语怪力乱神」，而《春秋》石言于晋，神降于莘。《易》曰：「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」。此非神怪而何？孟子不言利，而曰「善教得民财」，于宋受兼金，此非利而何？盖圣人之言，从权适变，有反常而合道者，又安可以前后异同之言议圣人也？诸同志者，幸于佛祖之言详披谛信，真积力久，自当證之，方验不诬。天下人非之，而吾欲正之，正如孟子所谓「一薛居州，独如宋王何」。余岂有他哉，但欲以公灭私，使一切人以难得之身，知有无上菩提，各识自家宝藏，狂情自歇，而胜净明心，不从人得也，吾何畏彼哉！晋惠帝时，王浮伪作《化胡经》，盖不知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，灭于穆王五十二年，历恭、懿、孝、夷、厉、宣、幽、平、桓、庄、僖、惠、襄、顷、匡、定一十六王，灭后二百四十二年，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。过流沙时，佛法遐被五天竺及诸邻国，著闻天下，已三百馀年矣，何待老子化胡哉？吕夏卿序《八师经》曰：「小人不知刑狱之畏，而畏地狱之碜。虽生得以欺于世，死亦不免于地下矣。今有人焉，奸雄气焰足以涂炭于人，而反不敢为者，以有地狱报应不可逃也。若使天下之人，事无大小，以有因果之故，比不敢自欺其心，善护众生之念，各无侵凌争夺之风，则岂不刑措而为极治之世乎？谓佛无益于天下者，吾不信矣」。谅哉！人天路上，以福为先，生死海中，修道是急。今有欲快乐人天而不植福，出离生死而不明道，是犹鸟无翼而欲飞，木无根而欲茂，奚可得哉？古今受五福者非善报而何？婴六极者非恶报而何？此皆过去所修，而于今受报，宁不信哉！或云「天堂是妄造，地狱非真说」者，何愚如此！佛言六道，而人、天、鬼、畜，灼然可知。四者既已明矣，唯修罗、地狱二道，但非凡夫肉眼可见耳，岂虚也哉？只如神怪之事，何世无之，亦涉史传之载录，岂无耳目之闻见？虽愚者亦知其有矣。人多信于此而疑于彼者，是犹终日数十而不知「二五」也，可谓贤乎？曾有同僚谓余曰：「佛之戒人不食肉味，不亦迂乎？试与公详论之。鸡之司晨，狸之捕鼠，牛之力田，马之代步，犬之司禦，不杀可也；如猪羊鹅鸭水族之类，本只供庖厨之物，茍为不杀，则繁植为害，将安用哉」？余曰：不然。子未知佛理者也，吾当为子言其涯略。章明较著，善恶报应，唯佛以真天眼，宿命通，故能知之。今恶道不休，三涂长沸，良有以也。一切众生，递相吞啖，昔相负而冥相偿，岂不然乎？且有大身众生，如鲸、鳌、师、象、巴蛇、鲲鹏之类是也；细身众生，如蚊蚋、蟭螟、蝼蚁、蚤虱之类是也。品类巨细虽殊，均具一性也。人虽最灵，亦只别为一类耳。傥不能积善明德，识心见道，瞀瞀然以嗜欲为务，成就种种恶业习气，于倏尔三二十年之间，则与彼何异哉？且迦楼罗王展翅阔三百三十六万里，阿修罗王身长八万四千由旬，以彼观之，则此又不直毫末耳。安可以谋画之差大，心识之最灵，欺他类之渺小不灵，是恣行杀戮哉？只如世间牢狱，唯治有罪之人，其无事者，自不与焉。智者终不曰建立郡县，设官置局，不可闲冷，却须作一两段事，往彼相共闹热也。今虽众生无尽，恶道茫茫，若无冤对，即自解脱，复何疑哉？若有专切修行，决欲疾得阿耨菩提者，更食众生血肉，无有是处。唯富贵之人、宰制邦邑者，又须通一线道。昔陆亘大夫问南泉云：「弟子食肉则是？不食则是」？南泉曰：「食是大夫禄，不食是大夫福」。又宋文帝谓求那跋摩曰：「孤愧身徇国事，虽欲斋戒不杀，安可得如法也」？跋摩曰：「帝王与匹夫所修当异。帝王者，但正其出言发令，使人神悦和；人神悦和，则风雨顺时；风雨顺时，则万物遂其所生也。以此持斋，斋亦至矣；以此不杀，德亦大矣。何必辍半日之餐，全一禽之命乎」？帝抚几称之曰：「俗迷远理，僧滞近教，若公之言，真所谓天下之达道，可以论天人之际矣」。由是论之，帝王公侯有大恩德，陶铸天下者，则可矣；士庶之家春秋祭祀，用之以时者，尚可忏悔。圆颅方服者，承佛戒律，受人信施，而反例尘俗，饮酒食肉，非特取侮于人，而速戾于天；亦袈裟下失人身者，是为最苦，忍不念哉？吾儒则不断杀生，不戒酒肉，于齑则但言「慢藏诲盗」而已，于淫则但言「未见好德如好色」而已，安能使人不犯哉？佛为之教，则彰善瘅恶，深切著明，显果报，说地狱，极峻至严，而险诐强暴者尚不悛心，况无以警之乎？然五戒但律身之粗迹，修行之初步，若升高必自下，若陟遐必自迩，求道證圣之人，亦未始不由此而入也。至于亡思虑，泯善恶，融真妄，一圣凡，单传密印之道，又非可以纸墨形容而口舌辩也。文章盖世，止是虚名；势望惊天，但增业习。若比以定慧之法，治本有之神明，为过量人超出三界，则孰多于此哉！士农工商，各分其业；贫富寿夭，自出前定。佛法虽亡，于我何益？佛法虽存，于我何损？功名财禄，本系乎命，非由谤佛而得；荣贵则达，亦在乎时，非由斥佛而致。一时之间，操不善心，妄为口祸，非唯无益，当如后患何？智者慎之，狂者纵之，六道、报应、胜劣所以分也。余非佞也，愿偕诸有志者，背尘合觉，同底于道，不亦尽善尽美乎？或有阐提之性根于心者，必不取于是说，余无恤焉（《护法论》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。）。

烬：原无，据右引补。

予观尧典舜歌而下，文章之作，醇醨迭变，代无穷乎。惟抑末扬本，去郑复雅，左右圣人之道者难之。近则唐贞元、元和之间，韩退之主盟于文，而古道最盛。懿、僖以降，寖及五代，其体薄弱。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，髦俊率从焉。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，有文于天下者多矣。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，独步当世。学者刻辞镂意，有希髣髴，未暇及古也。其间甚者专事藻饰，破碎大雅，反谓古道不适于用，废而弗学者久之。洛阳尹师鲁，少有高识，不逐时辈，从穆伯长游，力为古文。而师鲁深于《春秋》，故其文谨严，辞约而理精，章奏疏议，大见风采，士林方耸慕焉。遽得欧阳永叔，从而大振之，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。其深有功于道欤！师鲁天圣二年登进士第，后中拔萃科，从事于西都。时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并加礼遇，遂引荐于朝，寘之文馆。寻以论事切直，贬监郢州市征。后起为陕西经略判官，屡更边任。迁起居舍人，直龙图阁，知潞州。以前守平凉日，贷公食钱于将佐，议者不以情，复贬汉东节度副使。岁馀，监均州市征。予方守南阳郡，一旦师鲁舁疾而来。相见累日，无一言及后事，家人问之不答。予即告之曰：「师鲁之行，将与韩公稚圭、欧阳永叔述之，以贻后代。君家虽贫，共当捐俸以资之。君其端心靖神，无或后忧」。师鲁举手曰：「公言尽矣，我不复云」。翌日往视之，不获见，传言曰：「已别矣」。遂隐几而卒。故人诸生聚而泣之，且叹其精明如是，刚决如是。死生不能乱其心，可不谓正乎！死而不失其正，君子何少哉！师鲁之才之行与其履历，则有永叔为之墓铭，稚圭为之墓表，此不备载。噫！师鲁有心于时，而多难不寿，所为文章，亦未尝编次。惟先传于人者，索而类之，成十卷，亦足见其志也。故序之。

昔阳城以处士被诏迁谏议大夫，久之，其谏争未见，众皆以虚名讥城，谓其忝也，而韩子遂作《谏臣论》非之。其意亦以城既处谏官，而使天下不闻其谏争之言，岂有道之士所为乎？逮城出守道州，以善政闻，而韩子为序送太学生何坚还城之州，又特贤城所治为有道之国，特比汉之黄霸为颍川时，感凤鸟集鸣之贺。余小时视此二说，怪韩子议论不定，而是非相反。夫是必是之，非必非之，何其前后混惑如此？古今所论，谓圣贤正以其能知人于未名之间，见事于未然之时也。昔王浚有大志，其未效之时，人皆笑之，唯羊叔子谓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，而浚果立功于晋。唐征淮西之时，李光颜初碌碌于行伍，人未之识，独裴中立称其才于宪宗，不数日，奏光颜能大破贼兵。晋时，戴晞少有才惠，人皆许以有远致，唯嵇侍中谓其必不成器，其后晞果以无行被斥。故唐《晋书》称其知人，而嵇、羊、裴晋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万世矣。韩子贤者，其识鉴人物固宜如此也。使贤城果贤，方其谏争未有所闻之时，韩子当推之，以质众人之相讥。岂前既不贤，其后因时之所美而随又贤之，若是，则韩子称其有道无道，是皆因人乃尔，岂韩子能自知之耶？余视《唐书》见阳子素君子人也，非其贤为太守，而不贤于谏官，乃韩子自不知阳耳。韩子谓亢宗居谏官之职，而欲守处士之志，乃引《易·蛊》之上九与《蹇》之六二爻辞以折其行事，此阳氏居官自有「王臣謇謇」之意，而韩子不见。按《唐书》，贞元之初，谏官纷纭竞言事，细碎者无不闻达，天子益厌苦之。然当此，亢宗自山林以有道诏为谏列，固宜相时而发，乌可如他谏臣断断遽骋口舌，以重人主厌恶？详亢宗在官，而人不见其谏争者，非不言也，盖用礼「五谏」之义，而其所发微直，自有次序，不可得而辄见。其五谏也者，曰讽，曰顺，曰窥，曰指，曰陷也。讽谏者，谓知祸患之萌而讽告之也。顺谏者，谓出词逊顺，不逆君心。窥谏者，谓视君颜色而谏。指谏者，谓质指其事而谏。陷谏者，谓言国之害，而忘生为君也。然其事未至亡国，大害于政，则未可以指陷也。指陷谓言直而气厉，激怒于人主，失身多而济事少也。魏文贞曰：「臣愿陛下使臣为良臣，勿使臣为忠臣。忠臣纵杀身有直谏之名，而不益其事，更彰君之恶」。若是，则讽谏果优隐于直谏，直谏岂不为不得已而用之耶？故古之圣贤多尚讽谏。孔子曰：「吾从其讽谏乎」！《礼》曰：「为人臣之礼不显谏」。又曰：「事君欲谏而不欲陈」。此岂不然乎？阳子盖如此之谓也。及裴延龄辈用事，邪人为党，倾覆宰相，大害国政，亢宗不得已，遂与王仲舒伏閤下，一疏论其奸邪。天子果怒，欲加罪诛城。会顺宗适在东宫，解救仅免。然城谏争法经，紧缓乃随其事宜。始，城与其二弟日夕痛饮，客茍有造城，欲问其所以。城知其意，即坐客，强之以酒醉客，欲其不暇发语。此足见阳子居官，其意有在，虽寻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阳子之意。韩子何其特昧，而遽作论，譊譊辄引《尚书·君陈》之词，而曰：「若《书》所谓，则大臣宰相者之事，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」。是又韩子不知经也。若《君陈》曰：「尔有嘉谟嘉猷，则入告尔后于内，尔乃顺之于外，曰，斯谟斯猷，惟我后之德也。呜呼！臣人咸若时，惟良显哉」！其所以「呜呼」也者，盖慨叹凡臣于人者咸皆顺行，此入告顺外之道，岂不为良臣，大能昭显其君之德也。孔安国传之亦然也。如此，则入则谏其君，出不使外人知者，何独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？阳子立朝为谏议大夫，其位岂甚下，其官岂甚小，入则谏，出则不使人知，岂不宜其所行，孰谓不可耶？夫谏争自古罕有得其所者。汉之善谏者袁盎、汲黯，而言事尚忤触人主；所不陷其身者，赖文、武贤主而纳谏。其后薛广德、朱云、刘辅辈激怒天子，又其甚矣。方阳氏之谏争，师经有法，在韩子固当推之以效后世可也，更沮之，谬论如此，不亦易乎！

韩子以上书斥佛骨，得罪谪之潮阳。舟过洞庭湖，惧谪死，乃求祐于黄陵二妃之庙。韩子自谓比之圣贤，正直不徇邪，斥佛，何遽乞灵于妇人之鬼耶？昔孔子疾病，子路请祷，子曰：「丘之祷久矣」。夫圣贤乃自信其诚素合乎天地神祇也，不待祷而求福。韩子祷之，其亦有所未合乎？及其得还，乃出财治其庙，以具礼物祀之，为书以志其事。夫黄陵庙者，古今相传云，二妃从舜南巡有苗，道死，遂瘗洞庭之山，由是庙焉。然此但世俗相传耳，虽稍有所见，皆杂家或辞或志，非六艺备载。《舜典》唯曰「陟方乃死」，《檀弓》亦止曰「舜葬苍梧之野」，盖二妃未之从也。他书或曰，二妃葬于衡山；或曰，洞庭山，二女所居，自天帝之女也，非舜之妃也。韩子自负师经，为圣人之徒，当此宜执经以正其世之疑讹可也，反从事而益为其说。孔子曰：「非其鬼而祭之者谄也」。二妃其事未正，复非己祖祢，而韩子事之。韩子不信佛，而方遭毁佛骨之谴，何茍欲鬼神之福也如此，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？

修启秀才：人至，蒙示书一通，并诗、赋、杂文、两策，谕之曰：「一览以为如何」？某既陋，不足以辱好学者之问，又其少贱而长穷，其素所为，未有足称以取信于人。亦尝有人问者，以不足问之愚，而未尝答人之问。足下卒然及之，是以愧惧不知所言。虽然，不远数百里走使者以及门，意厚礼勤，何敢不报！某闻古之学者必严其师，师严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笃敬，笃敬然后能自守，能自守然后果于用，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。三代之衰，学校废。至两汉，师道尚存，故其学者各守其经以自用。是以汉之政理文章与其当时之事，后世莫及者，其所从来深矣。后世师法渐坏，而今世无师，则学者不尊严，故自轻其道。轻之则不能至，不至则不能笃信，信不笃则不知所守，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移。是故学者惟俯仰徇时，以希禄利为急，至于忘本趋末，流而不返。夫以不信不固之心，守不至之学，虽欲果于自用，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，又况有禄利之诱、刑祸之惧以迁之哉！此足下所谓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鲜而未有合者，由此也。足下所为文，用意甚高，卓然有不顾世俗之心，直欲自到于古人。今世之人，用心如足下者有几？是则乡曲之中，能为足下之师者谓谁？交游之间，能发足下之议论者谓谁？学不师则守不一，议论不博则无所发明而究其深。足下之言高趣远，甚善，然所守未一而议论未精，此其病也。窃惟足下之交游，能为足下称才誉美者不少，今皆舍之，远而见及，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，此古君子之用心也，是以言之不敢隐。夫世无师矣，学者当师经。师经必先求其意，意得则心定，心定则道纯，道纯则充于中者实，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，施于世者果致。三代、两汉之学，不过此也。足下患世未有合者，而不弃其愚，将某以为合，故敢道此，未知足下之意合否。

佛书载地狱事，谓与人间造罪业而死入此者，大小相较，各以苦恼报，无毫发差谬者。具言所以为报之状，种种怪异，初若不可信，然往往呈露以警动世俗，是果然矣。吾友直阁吕缙叔叙《八师经》，述陈氏子事迹甚详密，乃言其自见闻也如此。缙叔性坚正，其语且不妄，予遂得此本持归蜀，愿镂板以传布。庶当世有乖矞暴戾、务为不逞者，虽曰已幸免国刑，逃天祸，完皮革以就死，亦使其知幽阴之中法令，悽楚惨虐，不可得而茍脱矣。以恐惧故，或能易心改行，以自忏首，乃此经今人归依之明效大验也。楞严道人继舒师，善化人者，人大信之，可主此事，付此经。